许世友戎马一生，早已将生死看淡。从1985年7月30日，南京军区总医院首次明确诊断他“高度怀疑肝癌”，到1985年10月22日病故，只经过85天时间。

许世友离世后，有人提出质疑，认为当初不该对他隐瞒病情——院方告诉他本人的病是“肝硬化”，这样更能引起他的重视，让他更爱惜身体，积极配合治疗。

许世友确实有条件，可以活得更久一些，但这需要他的个人求生意志和意愿。

他的身体素质向来不错；身上有中顾委副主任的职务，可需要操心的实质性工作几乎没有；他生活在曾工作过多年的南京，南京乃至江苏一大批干部敬重他、关心他，他受到的照顾可谓是无微不至，被安排得比一些在职的省和大军区一级的领导还好。

可是，病魔在短短85天，就将许世友的生命吞噬了。许世友做不到服从治疗，更不能配合治疗；住院抢救期间，他做了多种多样“小动作”，比如偷酒喝，比如拔掉治疗针管。

病重时，许世友三次主动向死神靠近，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他不想在被极端病痛的折磨下苟活，他情愿早点去死。他的亲人曾说，他疼起来从来不哼哼，有一次实在疼得不行，说要打止痛针，针刚拿出来他又说不打了，决定要咬牙坚持；他担心止痛针会搞坏脑子，让他变得不清醒。

许世友疼的时候，有一个特点：那就是不许有人在旁边。他不愿别人看到自己的疼痛模样。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，早在1985年的春节前，许世友就感到腹部有种胀痛难忍的感觉，他没有去找医生，更瞒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远在外地的亲人。

他最后的住院治疗，都是在处于昏迷状态、丧失自主能力后，由南京军区司令向守志拍板，才被人抬上救护车，送进医院的。许世友原本的计划是，就在家中离世，不去医院了。像他这样把生死看淡的，古往今来都少有。

许世友生平爱动，自己能动的时候，每天都会走个两三千米——他桌上的台历无声记录着；后来因病情恶化，他身体水肿不好动，又床上躺不住，就让人开车带自己出去兜风，而且要求坐稳定性更差的吉普车，理由是“车颠人也颠”，这样他感觉舒服些。

许世友最后一次活动，体重已超过200斤，出现严重腹水和全身水肿的情况，最好卧床休息，动起来容易引起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等问题。

他坚持要活动，谁也不敢忤逆，最后由七八个健壮青年，将他从床上搬到沙发上。不知道是对这次“活动”很满意，还是实在太累了，他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，睡得特别安静，没再发出一点不自觉的痛苦声音。

1985年9月30日，许世友病情加重，变得整天昏迷不醒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下肢出现血瘀斑。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，再一次发出“病危通知书”。

时任军委副主席、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，代表中央亲自到南京看许世友，送他最后一程。当时许世友处于昏迷中，不知什么时候才会醒，工作人员就在他的耳边，几次大声喊，杨尚昆代表中央来看望他。

喊了几遍，许世友双眼依旧紧闭，但喉咙里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音，让人感觉他想说话说不出。最后，他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音节，杨尚昆听懂了，旁边的工作人员也听懂了。“我完蛋了。”

在场所有人的心都不由一紧，感到一阵恐慌和悲伤。许世友没有完全失去意识，他在昏迷中大概听到了工作人员的喊话，但他实在没有睁眼的力气，只得恍恍惚惚地做最后的告别：“我完蛋了。”他告诉杨尚昆，告诉身边人，也是告诉中央。

许世友在参加革命之初，就领悟到“人生自古谁无死”的道理。没有这个信念支撑，他也不可能一路英勇到上将。他想的是，自己的历史使命完成了，死就死吧，唯一牵挂的可能只有自己归葬处，能否永伴母亲。

在中央的特批允许下，许世友成为新中国倡导火化以来，唯一一位土葬的高级领导人。他若泉下有知，定然没有遗憾。而这一切，离不开他的好首长、好战友、好部下的帮助。

许世友将军墓，坐落于他的家乡大别山许家洼万紫山，南京军区负责修建。他的墓碑，是由杨尚昆同志和徐向前元帅共同立下的。这两位，都算是他的老上级。

许世友生前收藏了10295枚毛主席像章，在他死后这些像章被作为展品，供后人游览观赏。